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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源流丨事必有法 然后可成

作者:郝思斯
來源:中央紀委國家監(jiān)委網站
摘要: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笆卤赜蟹?,然后可成?!蔽覀兊氖聵I(yè)越是向縱深發(fā)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

  學習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提高駕馭復雜局面、處理復雜問題的本領。“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我們的事業(yè)越是向縱深發(fā)展,就越要不斷增強辯證思維能力。

  ——《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論黨的宣傳思想工作》)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出自朱熹為《孟子·告子上》第二十章所作的注解。孟子的原話為:“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誨人,必以規(guī)矩;學者亦必以規(guī)矩。”意思是,后羿教人射箭,一定要求把弓拉滿,學生要努力做到;高明的工匠教人手藝,一定首先明確規(guī)矩,學生要嚴格執(zhí)行。

  對此,朱熹注曰:“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師舍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圣人之道乎?”其大意是:任何事情都有方法,只有找到合適的方法,做事情才能成功。這就如同教學,教師舍棄了方法,就教不好;學生舍棄了方法,就學不好。射箭只是區(qū)區(qū)小技,也必須掌握教與學的方法,更何況學習圣人之道呢?

  講究方法是解決問題、達到目的的重要途徑。只有掌握了科學有效的方法,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對于方法的重要性,孟子深有體會。他曾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只有善德而沒有好的方法去踐行它,是不足以治國理政的。為了說明這個道理,他舉了幾個例子:“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guī)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

  離婁,相傳是黃帝時期人,視力特別好,能夠在百步之外看到秋毫之末。公輸子,名班,春秋時期魯國人,也就是我們熟知的魯班,是中國古代著名的巧匠。師曠,春秋時期的樂師,生而目盲,精通音樂,并且善于辨別樂音。在孟子看來,即使有離婁那樣好的視力,公輸子那樣好的技巧,如果不用圓規(guī)和尺子,也不能準確地畫出方圓;即使有師曠那樣好的聽力,如果不用六律,也不能校正五音;即使有堯舜之道,如果不實施仁政,也不能治理好天下。可見做事秉持正確方法的重要性。

  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著豐富思想方法,有著深刻哲學內涵和思想價值,既為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也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例如,古代思想家在對客觀世界的觀察與思考中產生了辯證的思維方法,總結出一系列飽含辯證性的觀點。人們提出“無獨必有對”“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后相隨”,認為萬物是普遍聯系的,并不存在獨一無二的絕對存在;提出“變化者,乃天地之自然”,強調了客觀世界的運動性;提出“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認為事物對立的方面能夠相互轉化;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認為矛盾運動推動著事物的變化發(fā)展,等等。

  基于這些樸素的辯證觀點,中國古代許多思想家反對形而上學,提倡全面地、聯系地、發(fā)展地看問題。盲人摸象、鄭人買履、坐井觀天、掩耳盜鈴、揠苗助長、削足適履、畫蛇添足等許多典故,都體現出對形而上學的摒棄。

  方法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亦不可能拍腦袋想出來,而是來自對事物本質的認識和規(guī)律的把握。中國哲學認識論和方法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是格物究理。“格物”的思想,最早出自《禮記·大學》的“致知在格物”。“格物”可理解為對事物規(guī)律進行研究,“致知”即獲得知識與智慧。宋代理學家們提出“理”的概念,認為“萬物皆是理,至如一物一事雖小,皆是有理”,“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格物究理,即通過對客觀事物的研究,把握事物發(fā)展變化的道理、哲理。通過格物究理,透過現象看本質,搞清楚事物發(fā)展變化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從而實現從“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飛躍。

  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始終堅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教育和武裝全黨,注重繼承和發(fā)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的思想智慧,形成了學哲學、用哲學的好傳統(tǒng)。

  毛澤東同志曾說:“中國應當是辯證法發(fā)展的國家。”“辯證法發(fā)展”不僅體現在思維層面上深刻發(fā)現認識現實世界辯證運動,在實踐層面上把辯證法作為“我們最好的工具和最銳利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在現實的歷史活動中、在事物發(fā)展變化的過程中自覺實踐辯證法,發(fā)展辯證法。他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寫下的《反對本本主義》《實踐論》《矛盾論》等著作,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寫下的《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著作,靈活運用了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了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

  進入新時代,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勢、艱巨繁重的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任務,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辯證思維,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融入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zhàn)略之中,運用于指導經濟社會發(fā)展之中。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只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確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新征程上,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使命任務,面對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只有自覺樹立并靈活運用辯證思維觀察事物、剖析矛盾,才能切實提高處理復雜問題、駕馭復雜局面的本領,更加妥善地處理好局部和全局、當前和長遠、重點和非重點等關系,做出最為有利的戰(zhàn)略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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